相比问‘今天能造什么’，更要思考如何让建筑在几十年后仍有意义。
一身修身的黑色西装，微微敞开的衬衫领口中露出金属项链，手腕上缠绕着密密麻麻的手链，精致的胡子和发型，戴着标志性的细边黑框眼镜……
55岁的奥雷·舍人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，相比建筑师，他看上去更像一位数字摇滚乐队的键盘手，既有德国式的精准，又带有一丝浪漫的艺术气质。
2000年代初，奥雷·舍人来到中国，作为建筑大师库哈斯的合伙人，参与CCTV大楼的设计，成了中国大众最熟悉的外国建筑师之一。
CCTV by Rem Koolhaas and Ole Scheeren
© OMA Photo by Iwan Baan
他没有像大多数西方建筑师那样“飞过来、画张图、然后走人”，而是选择搬来北京，住下来，用真实生活来感知这里。
当时，文艺青年们常能在北京的Livehouse和798画廊看到他，他出行多靠走路，从家步行到工作室20分钟，熟悉附近的许多中国菜馆。
2008年，奥雷·舍人与央视大楼自拍像
20年后的今天，奥雷·舍人每年仍有超过一半时间待在中国，往返于北京、香港、伦敦和柏林的办公室，戴着安全帽奔波于各地的新项目。泰国第一高楼MahaNakhon大京都大厦的落成，因为像素般的前卫造型让他的名字再次出圈。
MahaNakhon by Ole Scheeren
© Buro-OS Photo by Wison Tungthunya
不同于被奉为现代主义信条的“形式追随功能”，奥雷·舍人的设计理念是“形式追随故事”——他所说的“故事”不是抽象的文学概念，也不是科幻小说式的虚构，而是对真实的人在未来空间中生活的想象。
当一个人走进这个空间，他会看到什么？感受到什么？记住什么？正是这种对人的关注，让他的建筑在理性之外，始终保有温暖的故事感。
这些年来，他在中国留下了嘉德艺术中心等重要作品，最近的新作则包括深圳融美术馆、宜宾五粮·东方酒谷，以及他此次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AXIOM云际尚浦。
这一次，我们约在了上海南京路的艾迪逊空间，他向我讲述了这些项目背后的故事——关于疫情后建筑如何回馈公共空间，关于不同城市文化建筑的差异，关于“形式追随故事”的核心理念，以及为什么一座摩天楼可以把核心筒移出侧面、把阳光还给上班族。
没有晦涩的理论，只有一位建筑师在中国土地上的观察、尝试与坚持。
以下内容为奥雷·舍人自述
住在中国的外国建筑师
“好想法不是空运来的”
我在中国工作二十多年了。从1990年代初第一次来到这里，到后来搬到北京住，我亲眼见证了这个国家加速、起飞的过程，这里建起了许多令人惊叹的建筑。很高兴我能成为其中的一部分。
我从来不想当那种“空降建筑师”——飞过来、画张图、然后走人，那种模式太简单了，就像好想法能被装在行李箱里，落地就能用。这在建筑行业是行不通的。
对我来说，建筑是一场对话，一场和各方面的深入合作。没有人能一个人盖起一栋楼。你需要客户、承包商、工程师、施工队，以及这座城市本身。
所以我一直觉得，最重要的是，设计者一定要在场。建筑师不能坐在几千公里外的办公室里，只是把图纸发过去，然后祈祷它照你设想的样子实现。你得去到那个地方，花时间，跟那里的人们待在一起，听他们说什么，也让他们明白你在想什么。
奥雷·舍人与团队在工地现场踏勘办公
Photo by Shard Island
这二十多年里，我们经历了好几个阶段。先是那种全速前进的狂热，一切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；然后慢慢到了这样一个时刻：人们开始提问，我们不只要做得多，还要做得更好，以及想清楚我们到底想要怎样的未来。
我一直认为，建筑不光要问“今天能造什么”，更要问“几十年后这东西还在不在，到时候它还有没有意义”。
我们的事务所在香港、北京、伦敦、柏林都有办公室，它们不是各自为战，而是全球协作的团队，大家把各自的经验、知识、想法都摊在桌上共享。这种工作方式让人兴奋，因为它让你始终跟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连在一起。
疫情之后，人和城市、空间的关系有了变化。大家有了一个新的共识：我们需要更好的空间来生活。
疫情其实没提出新问题，它只是把老问题翻了出来——我们住的空间怎么样？工作和生活到底怎么平衡？这些问题我思考了二十多年，我们做的项目一直在试着解决这些矛盾。
无论是私人项目还是公共建筑，设计它们最有趣的部分，就是想办法把一些空间“还”给公众。博物馆是最好的例子，它天生就是公共的。
Róng Museum of Art by Ole Scheeren © Buro-OS
但很多博物馆只盯着画廊里的白墙，忘了外面还有整座城市。我理想中好的公共建筑，不光要展示优秀的艺术，还能有漂亮的广场。
这就是深圳融美术馆的核心理念：把室内展览空间整个抬起来，让它浮在半空中，然后把地面彻底解放出来，变成一个24小时开放的公共广场。
Róng Museum of Art by Ole Scheeren © Buro-OS
你不需要买票，不需要穿过一脸严肃的大门，直接就能走进去。它跟周围的城市是连在一起的。
建筑外墙的玻璃管立面，有两层含义：第一，它很漂亮，像一层半透明的面纱裹住整栋楼；第二，它有实际作用，这些管子像树叶一样层层叠叠，太阳光被散射掉，不会直射进屋里。这样能降低建筑能耗，进到室内的光也更柔和。
Róng Museum of Art by Ole Scheeren © Buro-OS
我希望融美术馆能真正成为深圳城市公共生活的一部分。虽然它是企业投资，但它的使命是公共的，它以后会作为真正的公共美术馆来运营，有教育功能、有图书馆、有各种向公众开放的内容，给这座城市补上一块文化拼图。
每座中国城市
都有自己的气质和需求
深圳很年轻，这座城市本身才三四十岁，住在里面的人也年轻。它不怎么看过去，它看未来，科技、创新、变化、快速，这些都是深圳的标签。所以融美术馆的样子也应该是未来主义的，它得让人觉得这是属于明天的文化空间。
北京，则完全是另一回事。厚、重、慢，它有上千年的底子。
设计嘉德艺术中心的时候，我们有许多必须深思熟虑的环节——它离紫禁城太近了，旁边就是王府井，周围全是胡同。在这地方放一个现代建筑，它要怎么跟那些“老年邻居”相处？
Guardian Art Center by Ole Scheeren © Buro-OS
我们最后想出的办法是：底下那一截，切成小块小块的立方体，尺度上跟胡同对齐，材料、颜色也跟胡同呼应；上面的部分，让它飘起来，尺度拉大，回应现代城市。
这样一来，建筑就成了历史跟现代之间的一个对话者——它站在代表文化的五四大街与代表商业的王府井大街的十字路口，融合文化与商业，向两边挥手。
Guardian Art Center by Ole Scheeren
© Buro-OS Photo by Iwan Baan
Guardian Art Center by Ole Scheeren
© Buro-OS Photo by Buro-OS
做文化建筑，你不能只想着挂画作、摆雕塑。你还得想：普通人跟这些东西怎么互动？他们愿意走进来吗？他们觉得这地方跟自己有关系吗？我觉得好的文化建筑，核心就是激活这种关系，让人和文化碰撞到一起。
Guardian Art Center by Ole Scheeren
© Buro-OS Photo by Shard Island
我可以举另一个例子，是位于宜宾的五粮·东方酒谷。它的理念很不同，我们不想让建筑抢风头，反而想让它“藏”起来。
Wuliang Interstice by Ole Scheeren © Buro-OS
它所在的位置是一处峡谷，从江边往里延伸，我们顺着地形的走势，把建筑嵌进去。两边是建筑，中间是一条长长的花园。花园里种了各种酿酒用的谷物，你边走边看，像在读一本白酒百科全书。
这个项目里还藏着当地的古城墙、旧州塔。它们不是被围起来当文物供着，而是自然地散落在空间里，像时间的标点符号。你从古代走到现代，每一步都踩在酒的历史上。
Wuliang Interstice by Ole Scheeren © Buro-OS
我第一次来中国时，发现白酒文化的有趣之处。大家端起酒杯，不是简单地喝酒，而是在说：我欢迎你，我尊重你，我愿意跟你共处一室，愿意跟你聊下去。
这种社交的仪式感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就想把它做进建筑里。所以这个建筑中间那些巨大的空洞，形状就像酒器的内部。人们走进去，会觉得自己被一个酒杯包裹着。立面上用了多层竹材，光透进来是柔的，有空气自然流动。
Wuliang Interstice by Ole Scheeren © Buro-OS
我常说“形式追随故事”。这句话的意思很简单：建筑不光要能用，还要有故事。不能只满足于功能、面积、效率，还要敢于想象：人在这里会做什么？他会看到什么？他会记住什么？
我说的“故事”不是科幻小说，而是活生生的人在我们设计的空间里怎么过日子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
上海老工业区的建筑实验
互联网时代的新式厂房
上海当然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一座城市，最近我们在杨浦即将完成双子塔项目AXIOM云际尚浦，一座280米，一座250米，将成为杨浦区的最高点。
The Axiom by Ole Scheeren
© Buro-OS Photo by Zhang Jianchang
我不想只做两栋漂亮的大楼竖在那里，而是想在这片土地上做点不一样的事。
目前中国的办公楼，几乎都大同小异。中间是核心筒，包含着电梯、管道、卫生间，外面一圈空间夹在核心筒和玻璃幕墙之间。这种楼用起来并不灵活，搬进去时是什么样，十年后还是什么样。
这次，我们把核心筒移到了侧面。这个变化，激活了整个空间。
The Axiom by Ole Scheeren © Buro-OS
你走进电梯厅，第一反应是：这里竟然这么明亮？因为你面前是一整面玻璃，能看见外面的城市，阳光照进来。出了电梯，你进到一个几乎270度自然采光的大空间里，三面都是窗户。这种体验在标准办公楼里是很罕见的。
杨浦是上海的老工业区，一百多年前的棉纺厂、机械厂、造船厂在周围留下印记。厂房的空间都很大很高，而且没有什么死板的隔间，你可以在里面随意布置生产线，那种空间里有一种东西，我叫它“生产力感”。
现在的杨浦变化很大。老厂房有些拆了，有些改成了创意园区。大批互联网公司、科技公司、各种做数字化产品的人成了这里的新住户。
他们做的东西跟一百年前完全不一样，不是织布、造船，他们写代码、做App、搞算法。但他们有一个需求跟工业时代一模一样：他们要大空间、要灵活、要能“变”。
The Axiom by Ole Scheeren
© Buro-OS Photo by Lv Xiaobin
一个做App的公司今天20个人，下个月可能就50个人，再下个月可能又换了方向。如果让他们搬进那种中央核心筒的标准写字楼，他们会被那个固定的平面限制住。
而我们做的云际尚浦，把核心筒挪到一侧，中间是无阻隔的巨大空间，任由使用者安排、隔断，这不是在造一个办公室，这是在造一个有创造性的空间，就像当年的厂房一样。
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最前沿的互联网公司，反而在找回一百年前工业时代的空间品质。他们想要的就是“开放式、高灵活性、能随时重组”的环境。
还有一个变化：现在的办公室不能只是办公室了。人们不再是每天从早到晚坐在一张桌子前，得给他们机会站起来、走出去、换个环境。
The Axiom by Ole Scheeren
© Buro-OS Photo by Lv Xiaobin
所以我们做了三个共享空间：一个在大堂周边，连着商业，你可以随时下楼喝杯咖啡；一个在中间，我们把塔楼“挖”开一块，做了一个很有雕塑感的空中露台，你可以在那儿开会、打电话、晒太阳；还有一个在屋顶，有花园、有绿植和新鲜空气。
杨浦这两栋楼，表面上是地标、是门户，但精神上它是对这块老工业土地的一次回应——把“生产力”这个概念从一百年前的工厂，转换并延续到今天的互联网行业。让阳光进来，空气进来，给使用者选择的权利。
文、编辑 / Cardi C
摄影 / 思宇 视频 / 凡凡
部分图片授权自 © Buro-O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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